近日，在武汉一些书店的显眼位置，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特别打眼——《流逝的记忆》。这是本与知青有关的集体回忆录，上月刚刚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是武汉籍知青讲述自己的故事。

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知青，是逐渐老去的父母；是电视剧里命运多舛的男女；是书籍中唱着红歌奔向远方，又争着抢着要回家的孩子们……

4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近2000万年轻人有了同一个名字——知青。正如作家董宏猷说，作为知青一代，“有责任奉献青春的记忆，把经受磨砺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人。”

11月8日上午，记者约访了《流逝的记忆》中的部分知青作者，听他们讲述那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以及下一代人对这种精神的传承。

    我的磨难传给儿子正能量

莫安德 男，1948年生，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放当时的宜昌县。1970年招工进宜昌钢铁厂，后集体调入武汉石油化工厂，现已退休。 

莫安德刚从澳洲回汉。“帮儿子带伢，春天去的，前几天才回来。”莫安德笑着，这位66岁的老人正享受着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美好时光。

作为老三届，老莫当初带着信仰打起铺盖卷一并送入“大自然”中接受“再教育”。

“也许我这个年龄跟你们年轻人谈理想，你们会不屑，可我还是要啰嗦几句。”老莫认真地说，“不同生存环境下，人的价值观都会产生变化，甚至是坏的变化。可是，迷茫时，问问自己，理想还在吗？在哪儿？”

当年在农村，做农活体力上的苦，在老莫看来，算不了什么。最痛苦的是对曾经坚定的人生观产生了怀疑，发现理想和现实不一样后，产生了恐慌，愤怒，甚至绝望。

但现在回想起来，老莫挺感激那段岁月。“对人的意志是种考验。当我们对社会产生怀疑时，我们依旧有着大方向的世界观，依旧对明天抱有希望。旧的观念轰塌，我们通过书籍，通过学习，又树立起新的人生观，带着正能量的人生观。”

如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让自称还有理想主义的老莫觉得很欣慰。这种理想主义的设立，是一种正能量情绪，老莫在他家庭中潜移默化地传承着。

儿子18岁去澳洲留学，参加Party，见同学吸毒或抽大麻，都会自动消失，沾都不沾。什么是流行，什么是对错，儿子对老莫说自己很清楚，让他放心。学习、工作，结婚生子，儿子在澳洲打拼自己的生活，老莫评价是：“不错，蛮正能量的。”

对知青生活，老莫跟儿子提得很少，但它留给老莫及儿子的却是无形的“正能量”。“当孩子遇到困难、迷茫时，我会像当年在农村自己问自己那样问孩子：‘你还有理想吗？在哪儿’ ？”儿子当时也许不解，但让他读好书之后，很多道理，儿子会慢慢明白。

    知青岁月向下一代人沉默

姚荣国 男，1949年生，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放到当时的宜昌县。退休前是教师。

姚荣国的儿子曾经问过父亲，“你告诫我要听话，好好读书。我照做了，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成为一名建筑师。你当年也是那么听话，也一样好好读书，可为什么与我的境遇完全不一样？”

这时姚荣国心里涌起的是涩与苦。他想跟孩子解释，为什么一个那么谨小慎微、积极改造的读书人，要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年，直到通过高考才离开宜昌回到武汉。他想解释清楚，又不敢过多的解释，逝去的青春对他而言，太艰辛，太残酷，太孤寂。

“其实，儿子也就是那么一问。对知青岁月，他也不愿意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所以，我对他，很少提及。”姚荣国说。因为成分不好，他下乡时没有犹豫。因为在农村从没人问他的出身，他渴望的平等，在那里可以实现。  

一年、两年、三年……十年，当同学都招工返城，一向认命、随遇而安的他对自己说，就在农村当个民办教师吧，也能活命。

疟疾让他的身体变得虚弱，而“一个人的农村”让他孤寂，身心的双重折磨让他想家，但城里的家，回不去，只有在农村找个家。可当他向爱慕的农村姑娘表达心意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女孩想“嫁出去”。

但命运往往捉弄人，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老师的姚国荣以为从此就留在宜昌时，高考，以及后来的分配，“送”他回了武汉。

    儿子若能下农村锻炼就好了

杜良怀 男，1948年生，1967届高中毕业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从金融管理部门退休。

“如果我儿子能像我一样下农村去锻炼下，说不定很多想法会改变。”66岁的杜良怀说。殷实的生活、没有压力的工作，让他儿子过得衣食无忧。但走过知青岁月，经历过残酷青春的杜良怀觉得“衣食无忧岂是终点。理想在哪？人，怎么能没理想？”

刚下农村时，杜良怀自嘲是第二类知青：不思进取。只想“混”的想法， 因一同下乡好友周福生的死而改变。“与我们这批较调皮的学生不同，周福生属于第一类知青，即老老实实，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孩子。”

“周福生宽厚、儒雅，长得英俊，体格健壮，风度翩翩，下乡时，积极进取，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去，是我们中最有前途的一个人。可惜，却死在一次山洪中。”杜良怀回忆说。

    青春最大的残酷，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逝去。

退休后的杜良怀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知青。回头来看，他认为自己依旧是理想主义者，仍然关心中国的命运走向，还在追寻美好的事物。虽然他们的经历让后代不能理解，但那个真实存在的年代，值得知青们来一次集体回忆。

    青春的历练传递给了女儿

肖伯男 女，1953年生，19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下放枣阳。退休前是高级教师。

61岁的肖伯男皮肤白暂，气质不凡。听她讲17岁就下放枣阳穷困乡村的故事时，你难以想像，那样一个姑娘是如何顶着内心的恐惧任凭秧田里的蚂蟥趴在腿上吸血。

“那个年代都这样。”肖伯男笑了笑，“割麦时在蒸笼一样的田里，挥舞镰刀，麦芒像刀一样在胳膊和腿上割出道道血印，被汗水浸湿，又疼又痒，痛苦至极，现在的年轻小姑娘是难以想象的。但那年代，下乡的知青，特别是女生都有过这样咬牙坚持的经历。”

在农村的5年，是肖伯男一生都挥之不去的记忆。对个人性格，对生活态度的影响是一辈子。在招工回城中她屡上屡刷，一同下乡的伙伴都陆续回城，空荡的牛屋里，只剩她一人形影相吊；不能进工厂，就发愤学习进大专院校，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仍旧被刷。愤怒、委屈、寂寞让她绝望。但父亲的来信让她重新振作：“孩子，不要‘怨天尤人’。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这种鼓励下，1975年，肖伯男以襄樊市第三名的成绩考取华中师范学院，从此踏上新的人生之路。这坚强的品质也传递给了她女儿。

“女儿小学升初中时，没考上重点初中。我要她别气馁。”肖伯男介绍说。在初中时，女儿发愤图强，中考时，考入二中。但当年有400多个学生考入二中，肖的女儿是压着分进去的。强中更有强中手，小姑娘有些吃不消。肖伯男鼓励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你按你的方式来学，刻苦、勤奋、无愧于心，就会有收获。”

果然，在三年后高考，小丫头以全校第21名的黑马势头考进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