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感到庆幸,在我的童年,我爱过戏剧。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鬼使神差地走进位于王府井的中国儿童剧院。那是我第一次看戏,舞台上隐隐飘动的绛紫色的天鹅绒幕布,让我心旌摇荡着无比神奇的感觉。大幕拉开的那一瞬间,旋风般把我带进了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看过当时演出的《枪》、《马兰花》和《白雪公主》等话剧。在老师的引导下,我演过《枪》的片段,唱过《小放牛》的戏曲。在我们的大院里,在两棵丁香树之间,挂上床单当幕布,我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演出过自己胡编乱造的小戏。
在我高三毕业的那一年,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两位老师来到我的学校,他们竟然洞若观火,一下子看出我身上的戏剧因子,那样慈爱,又那样坚信我可以登上舞台,竭力邀请我报考他们的表演系。尽管当时已被录取,却因“文化大革命”爆发,未能如他们的期待一样进入表演系,但在十二年之后,“二进宫”,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
我的经历告诉我,儿童时期,受一点儿戏剧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必要的。
我羡慕古希腊时代,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包括奴隶,在戏剧节期间,看戏和演戏,是必须参加的两项节目,戏剧让一个人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天空的昼与夜。其实,我们的国家,戏剧的传统是极其厚重而悠久的,起码有八百余年的历史。戏剧的教育,在以往的时代里,是从来不缺乏的。几百年以来,众多普通人便是通过传统的戏曲,认识生活,了解历史,感受悲欢离合,共鸣喜怒哀乐,传承忠孝节义。在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中,戏曲的作用,远远大于小说诗歌等文学文本与正史的教义。
我非常惭愧并后悔的是,在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中国古代戏曲史这门课。当时,教授我们这门课程的是祝肇年教授。他学问渊深,可惜我错过了向他好好学习的机会,因为那时写作的诱惑,让我常逃课。记得有一次在讲《西厢记》时,祝先生问我们看过这出戏吗?看过王实甫的哪个版本?看大家和我一样无言以对,便不无讽刺地说:很多人不都说看过《西厢记》吗?是看过,看过小人书。对于我们的古典戏曲,我就属于祝先生讥讽的“小人书”水平。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青春早已经飞逝,而祝先生早已经作古。当我重新踏进戏院看京剧或其他剧种的戏曲而进行补课的时候,我常常怀有这种愧疚的心情。
《戏边草》,是我这几年写就的看戏笔记,其实,就是这些年来补课的一份作业,写下的是我观戏的一些感想,对戏曲的一点认知,对历史的一点钩沉,对人物的一点勾勒。
在这样十年左右时间的补课进程中,我越发发现我国古典戏曲的博大精深。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除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辉煌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得上我们的戏曲,拥有如此经久不衰的魅力,和源远流长的力量。在这样汪洋恣肆的戏曲大海边,我越发感到自己的渺小,越发后悔当初学习时对中国戏曲的轻薄与无知。
在这份作业中,我也写了在京剧申遗成功之后,我国传统戏曲的衰落、振兴与变革的文化背景下的忧虑,特别是在多媒体时代,声光电高科技,对于传统戏曲曾经赖以信奉并推崇的艺术品质与准则,理直气壮的侵蚀与理所当然的破坏。戏曲令人忧虑的现实与辉煌的历史的不对称,让我想起法国戏剧学家安托南·阿尔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讲过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滑落的,在不察觉中自杀的世界里,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它的成员能推行这样崇高的戏剧观,并将自然和神奇的戏剧归还我们,以代替我们不再信奉的信条。”
阿尔托所说的崇高的戏剧观是:“戏剧中有一种奇特的阳光,一种具有异常强度的光,在它的照耀下,难以置信的、甚至绝不可能的事物,突然变成了我们正常的环境。”戏剧可以“在整个民族的精神中引起最奥秘的质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
阿尔托所说的自然和神奇的戏剧,我觉得是包括我们的古典戏曲。不敢说它们能够引起我们民族精神最奥秘的质变,但可以说,它们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民族精神,而且,其影响力是潜在的,是奥秘的,因为那正是我们古典戏曲独具的,可以给予我们的。
出版此书的武汉大学出版社知道这本书虽然很小,却对于我很重,样书刚刚印得,责编张福臣先生便从武汉到北京把书亲自送到我的手中。我想起了祝肇年教授,遗憾的是,无法请祝先生批改这份作业,有教于我了。记得当年在课堂上,祝先生教我们写格律诗,让每个同学写一首,在评点作业时,先生特意读了我写的那一首,给予表扬和鼓励。于是,在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一首小诗,作为对祝先生教授我四年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纪念,也给自己留一份纪念:
一册书成莫道迟,福臣相送乃相知。
戏边草唱京昆曲,画里人吟李杜诗。
学院蹉跎怀旧史,梨园寂寞念新枝。
我知此卷多微薄,惟向秋风祭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