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这段历史，对于如今已逐渐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年轻一代而言，是自己父辈们的永恒印记，从电视中听着当年的那些革命歌曲，模糊地感知到属于过去的理想主义，显得神秘莫测，有点令人向往，但更令人恐惧。

著名知青作家、学者郭小东曾说：“知青文学一直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几百个作家，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不计其数的作品。”
 整合知青文学，这件事几年前就被武汉大学出版社列上了日程，近10位编辑耗时1年半，沙里淘金出了60本文学作品，终于在近期推出了这套浩荡的知青文库，分为“红土地、黄土地、黑土地”之歌，一共涵盖了60部知青题材的作品。丛书的总策划人介绍说，“土地之歌”出完了，还要接着出“青春之歌”、“理想之歌”。
 这位总策划人，自己也是一位老知青，他不让我写出他的名字，只说做这套大规模的丛书，“能不赔钱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做？“一是为了留下这段历史，保存这段历史。另外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些小说也具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他一定已无数次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可是言语间眼中仍然时时闪动着一星微芒。后来，我又在其他采访对象的声音和眼神中相继捕捉到同样的东西，也许它就叫作——理想主义。

高红十：时代里还是有恒定不变的东西存在
高红十的《延安一片月》收录在知青文库的“黄土地之歌”中，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赫然醒目：“没有记忆的民族，容易在现实的灯红酒绿中狂欢。”
18岁下乡，21岁被推荐上北大中文系，大一暑假就被召集与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写出了《理想之歌》，书印出来后每人分到两本，无稿酬，署名为集体创作。大学毕业后高红十主动要求再次下乡，4年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跟贾平凹就在一个办公室”。最终在《法制日报》任职，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电话采访中，高红十妙语连珠，语速飞快，她回忆过往仍然清晰如在眼前，但实际已隔着一段理性的距离，“包容”是她所提甚多的一个词。
“不能拿现在的短处去比过去的长处。”
锐读：您两次下乡，从北大毕业后又主动要求再次下乡，这是为什么？
高红十：这个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在《关于<理想之歌>》中写了，你可以去看看。
（在《关于<理想之歌>》，有这样几句话应该能概括高红十决定再次下乡的心理过程：“并未全部打碎的17年教育积淀；时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同龄先进分子的感召；未冷的青春热血A型性格；特别是不想被按部就班地安排。让自己试着选择一次，成么？”）
锐读：您对自己当初的选择真的从未后悔过吗？
高红十：当时会觉得很委屈，有些评价是强加给你的，只能不断用时间去清洁。如果你问是不是有一刹那后悔，那是肯定的，但总要一个过程来慢慢接受一切，是一个不断加强加深的过程。当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当时反复比较之后的选择，最后我觉得并不后悔。时代里还是有恒定不变的东西存在。
锐读：理想是会随着人生境遇的发展而改变的吗？理想的温度会一直炽热吗？为什么现在人们说到“理想”这个词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这是现代社会的礼崩乐坏吗？
高红十：一定会改变。我们对待过去应当更包容一些。如果这种理想破灭了，那就放弃，再去寻找新的理想，能让自己过得快乐、实现自己价值的理想。
也许现在有些人会说过去的时代大家都怀抱理想，而现在人们不谈这个，是一种倒退。但要是真让你回到那个年代，你愿意吗？回不去，回去了也是灾难，绝对的灾难。不能拿现在的短处去比过去的长处。
现在的社会是多元化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抱怨别人是错的，跟过去相比这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民主和进步了，我觉得整个社会是有生机的。
 锐读：现在不少年轻人普遍不太了解“知青”、“上山下乡”和“文革”的那段历史，历史教材上也有意淡化了这些事件。您担心这段历史会被淡忘吗？我们现在应该持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过去的事情？
高红十：中国就是历史太长了。现在的年轻人要操心的事太多了，工作、房子、婚嫁等等，你要让他们来关心这些，必须得自发有兴趣才行。
我最近在做的事情是采访北大老校友中的地下党人，要说来我也是北大的校友，但如果不去采访就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记录历史的书籍一直存在，不必担心别人现在不那么关心这些了，给他们时间，总会有人有了解的愿望的。而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历史留下来 。
“小说源于生活，等于生活就够不错了。”
锐读：您书中的语言非常生动鲜活，很有味儿，有评价说“高红十的长短句用绝了。”这和在农村生活过的经历有关吗？
    高红十：绝对有影响。不过这种影响还是跟我的专业训练有关，我是1972年春季入学的北京大学中文学文学专业学员，之后又参加了第七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后来改称鲁迅文学院），1986—1988年又上了北大的首届作家班。我第二次下乡时，就有意去搜集了陕北的民歌和方言，还有素材。
    锐读：您还会再继续创作有关知青生活的小说或者散文吗？
    高红十：很早之前写过小说，《哥哥你不成材》中收了我的四个中篇。后来写散文、纪实性的文章多一些，以后也还会接着写。这也是一种扬长避短吧。小说哪儿编得过现实啊？为什么大家老觉得看小说没劲，现实中发生的事比小说精彩多了。小说能源于生活，等于生活就够不错了。
    “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
    锐读：在农村度过这些年的知青生活，给您带来了什么？
    高红十：首先是对人品、人格的一种了解。我在农村是受过苦的，后来当记者很辛苦也能吃得消。因为这段经历，后来对待很多事情心态都很平和，也很宽容。
    就像你总不能说我手臂上的肉是当知青时长出来的，大腿上的肉是当记者时练出来的，对吧？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知青生活只是其中的一段。
    锐读：后来您再回乡，感觉到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高红十：最后一次回到我插队的农村是97年，现在也过去15年了。不过回延安的这些次中，感觉变化很大，当地人说“现在延安除了老八路、老革命，也有了老板、豪车。”
    当年我们插队来的时候，西安到延安的火车就说要开通了，能让我们坐着火车回家，结果直到20多年后才修好。虽然修的没说的快，不过毕竟是快了、方便了，归根结底还是老百姓受惠了。
    锐读：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网上有两派声音，有人说梁晓声的编剧粉饰现实，也有人说拍得好，您是怎么看的？
    高红十：40多年来有关知青的评价从来都是许多种声音的夹杂。现在有微博，大家的声音都能发出，因此捧的骂的都有。对待创作可以批评，但批评不是终点，怎样能让艺术作品更好更完善才是最应花费力气去做的事情。
    不过我对这部电视剧还是持善意的肯定态度的，虽然里面肯定有些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也是边看边数落，割麦子的场景里怎么可能女知青还带个帽子，两根大辫子垂下来，脖子上还挂条毛巾甩巴甩巴，这不勒死了。我们当年割麦子都是把头发全塞帽子里，一根都不露出来。
    不过大家看电视一是为了消遣，二是为了受点教育，为了一部电视剧犯不着死磕，不喜欢就换台。
   
高红十，女，1951年出生，籍贯湖北宜昌。1969年1月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插队，1972年被推荐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返回延安市南泥湾公社三台庄插队。高级编辑、记者，获第六届中国新闻工作者百佳奖。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初评委。所出书籍中较有影响的是三十多年前与他人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
  

刘晓航：我们能熬过苦难，但决不赞美苦难。
    在六月初的银川书展上，湖北展区武大出版社举办的刘晓航和郭小东的对谈，让人印象深刻。郭小东始终冷静理性，而刘晓航则慷慨激昂，现场有两名当年的女知青，合唱了《蹉跎岁月》的插曲《一支难忘的歌》，时代仿佛一下子拉回到了40年前。知青，这个对年轻人来说既熟悉又神秘的称呼，仿佛有一股隐秘的团结力量，把这些拥有相同经历的人一下子拉紧在一起，对旁人的侧目和注视毫不在意。
    刘晓航在《不要为苦难加冕》中写道：“有位哲人说，苦难是一所学校。不能否认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磨炼和造就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这是一种‘种豆得瓜’的历史反刍现象，但绝不能因此而美化苦难，为苦难加冕。”
    知青这一代的历史不应只流传于被美化过的电视剧、网上拼凑的帖子、或八卦闲聊的轶事中，我们需要记忆和留存真实的历史，并且谨防其中悲剧的部分重演。刘晓航说：“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自己不书，谁给你书？”
    “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
    锐读：在银川书展上，您曾说：“我们是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的一代人。”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刘晓航：知青这一代人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其中两次是别无选择：一是“文革”上山下乡，二是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本的承担主体。所以说他们和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也是共和国最后一批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
    锐读：现在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当年那段历史？
    刘晓航：知青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城镇知青有1700万左右，加上回乡知青共有3000万左右。人数多，涉及的范围广。如果先不说这场运动到底发动地是对是错，只谈回顾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青春无悔，一种是青春有悔。持第一种态度的主要是去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他们的生活相较去云南、延安和边疆的不少知青要好得多，而且还拿工资。而第二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则更为普遍。
    我自己认为对这场政治运动应该持否定态度，但对知青这代人的精神，则应该传承、弘扬。
    锐读：当年知青的现状大体是怎样的？
    刘晓航：两极分化严重。有一批人位高权重，另一批人则生活悲惨，怨气很深，国家承诺要兑现的很多东西都无法兑现。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代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对社会的深层影响并没有消失。所以他们还是要得到自己的话语权。而这些年来，对类似的话题一直都采取淡化和避而不提的态度，想让人们遗忘这段历史，但这是不可能的。
    “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如果光唱赞歌，那有什么意义？”
    锐读：对现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有什么看法吗？
    刘晓航：梁晓声1998年时曾表示不再写有关知青文学的东西，因为那时他意识到知青文学陷入了很大的误区，缺少理性反思。所以到现在，知青文学没有出现什么高潮，问题就在于如何自我突破，如何走出对昨天辉煌的自恋。
    这部电视剧的播出表明知青的话语权又重新得到确认，梁晓声下一部影视作品就叫《返城年代》，带有反思色彩的新的创作，又将出现新的高潮。
    梁晓声的作品中常常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这部电视剧中有不少煽情的情节，我看了都忍不住流出眼泪。虽然这部作品还是有一些硬伤，但都无伤大雅。网上有人骂说这部作品粉饰现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有一些那样的设计，也是为了通过审查。
    锐读：知青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怎样的？
    刘晓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伤痕文学，到9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各种回忆录和纪实性作品大量出版，1998年之后噤声，但我预计马上又将出现知青文学的另一个高潮。
    从知青文学走出的这批作家，比如梁晓声、史铁生、叶辛、邓贤、郭小东等等，他们直到今天都是中国严肃文学的主力军，他们是有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有批判力度的一批人。作家是社会的良心，如果光唱赞歌，那有什么意义？
   
    刘晓航，安徽芜湖人。1947年出生于杭州，1965年毕业于芜湖三中，1968年至1975年在安徽南陵县弋江公社插队七年，1975年被招工回城，1977年12月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1981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武汉市二轻工业局职工大学、湖北省审计干校、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任教，并受聘为副教授、系主任，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签约作家。已经出版的著作有《沧桑人生》、《老小吃，老味道》、《口才训练教程》、《山山水水总关情》、《曾经同饮一江水》、《我们要回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