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的某一天，破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志得意满，在秦都咸阳召开御前会议，其中一项主要议题便是“议帝号”。当时的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高官皆以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尊号曰“泰皇”，并议王命曰“制”、令曰“诏”、天子自称曰“朕”。秦王嬴政欣然采纳，但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曰“皇帝”。又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975年11月初，湖北省云梦县城关公社肖李大队某社员发现古墓，立即上报。1975年12月1日正式发掘，1976年1月9日止，共历时40余天。其中一座编号M11的古墓出土大批竹简，考古工作者整理后得知，竹简主要是法律文书和反映民间信仰的《日书》，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编年记”（后或改称“叶书”）的竹书，分栏记叙自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的军国大事，兼及墓主人喜的个人履历及家族成员，但在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一栏，有关秦统一的重大事件，却缺而不载，留下空白。

从里耶秦简《更名方》看，秦统一伊始，即将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下行到地方基层社会，作为秦南郡安陆县的小吏喜应该明晓其事，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在《编年记》中将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这样的重大事件记上一笔。我们或许应该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是由后人往前追溯而凸显出来的，当时人未必能洞悉其中的历史含义；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划分，也是后来的研究者人为设定的结果。历史的发展犹如长江大河，不容从中一分为二，截为两节。

如今考古发现和科研机构收藏的简牍已逾30万枚，不仅有像《编年记》这样对“重大”历史事件缺而不载的例子，还有更多像《日书》一类不见传世文献的简牍帛书。1925年，王国维针对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倾向，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可以据出土的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王国维所称的“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是指古文字资料，论述的重点还是以传世文献为主，以地下出土文献主要是甲骨文印证古书记载，以证明古书记载的历史真实可靠。“二重证据”之不足，更发展为三重或多重证据法，举凡一切地下出土物包括古代遗址、墓葬，以及现当代的民族学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皆可入史，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史料的来源和古史研究的范围。

出土简牍文献方面，也已从王国维时代的“二重证据法”转向简牍自身的研究，尤其是对那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简牍文书，日本学者从古文书学的角度，以文书集成的方式，复原简册的原始形态，构拟政令实施的过程，并进而发展到据简牍文书的抄写形式，从抄本文化的角度，探寻文本的内在逻辑，重建历史文本及其形成过程。以陈梦家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突破“二重证据”的限度，在文字资料之外，更注意结合考古学，以历史学的视野，从最基本问题入手，循序渐进，重构历史现场，取得丰硕成果。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丛书共五册，就是我们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重构历史事实的初步尝试。其中既有利用文献学方法从抄本的形成与流传的角度，对楚地出土简帛日书文本的分类整理和日书所见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又有利用民族人类学以及古代神话研究的方法对清华简《楚居》所涉及楚族源、楚先公先王以及早期楚国、楚文化的探讨；既有利用考古学方法对楚墓资料的整理以分析楚系家族形态，也有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比较东周诸侯国的基层组织与社会。我们关注的对象往往是区域性的，关注的时段集中在先秦秦汉时期，时空范围多在早期中国的楚国故地，目光也不在庙堂之上，但目的只有一个，即探求历史的真相。

（摘自晏昌贵《楚地出土文献：文本、地方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总序》）

楚地出土文献：文本、地方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 (5种）

丛书主编 晏昌贵，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研究》编委。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近年来主要从事出土战国秦汉简牍地理、数术文献整理与研究，主持和承担多项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四部。

《楚地出土日书三种分类集释》

本书将楚地所出湖北江陵九店楚简《日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和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三种日书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汇集，讨论日书的篇题与分篇、日书的文本结构和日书的流传等情况，在把握各《日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之上，收集整理已有的研究成果，附注在各篇章之下，间参己意，首创日书分类集释，便于比较在同一个区域之内（今湖北省）出土的楚、秦、汉三个不同时代的日书的异同，观察日书在流传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同时搜罗汇集与上述三种日书相同或相似的其他日书资料，是日书资料的集大成之作，方便学者参考利用，为相关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文本。

《日书与古代社会生活》

本书与《楚地出土日书三种分类集释》相互参照，集中探讨《日书》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古代社会衣食居行、婚姻嫁娶、官场生态、生死仪节、鬼神信仰等方面，全面考察《日书》所反映的荆楚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客观复原古代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实态，是对先秦秦汉时期数术文化、科技史、地方习俗与民间文化等社会生活史的深入研究之作。

《楚族、楚国与楚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本书以清华简《楚居》等出土简牍资料为基本研究史料，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及楚地出土青铜器、陶器和考古遗存等考古资料，深入考察芈姓楚族起源、早期世系，及其与夏、商、周王室的互动关系，早期历代楚君的居地和迁徙，早期楚国所处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楚文化的起源等问题，对楚国历史地理、楚国早期发展变迁和早期楚文化，以及周代南土格局演变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楚系家族墓葬研究》

本书运用考古出土墓葬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研究楚王室、楚附庸小国等家族墓葬形态，以河南淅川下寺、徐家岭及和尚岭蔿氏（薳氏）家族墓，南阳西关彭氏家族墓及荆门包山昭氏家族墓等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楚系家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空间分布、墓主及各墓葬之间的关系、年代等进行系统分析，从社会家族角度研究楚系家族墓葬制度，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融合，丰富楚史尤其是楚国宗族的研究。

《战国秦代的乡里组织与地方社会：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本书以战国秦代地方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简牍、陶文、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为主要史料，结合传世文献，注重古文字考释，探讨出土文献所见战国秦代地方社会的乡里组织结构，乡里职官、行政，乡民义务，社会秩序，乡里生活形态等问题，尝试勾勒战国秦代地方社会的不同面貌，反映战国到秦代、分封制向郡县制演进背景下地方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