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行为具有“异质性”。年龄结构变动通过系列中介变量最终传递到经济增长上来。这既包括对宏观层面的储蓄、消费、投资、经常项目差额等产生影响，也包括对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变化、子女抚养、老年赡养等行为产生影响。本书着力探讨年龄结构变动及因之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宏观经济效应，构建了年龄结构变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储蓄（投资）机制、居民消费机制以及净出口（经常项目差额）机制，建立了比较新颖且成体系的分析框架，运用了System-GMM、SEPDM和SLPDM空间面板、协整脉冲响应函数等模型方法，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提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战略、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战略、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退休年龄延长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人口红利应对人口负债战略，以此来充分挖掘“后人口红利”，同时主张实施劳动力质量优势转变战略、“第二次人口红利”获取战略、人口红利消逝与退休年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相协调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