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认知符号学的隐喻理论分析地下考古和地上材料，并以星图模拟辅证，克服以往动物符号研究中“死抠字面意义”和“漫无边际联想”的两难，从天人合一中厘清史前天文学发展和社会文化机制以及两者之间逐渐拓宽的边界，前者朝向实证科学，后者朝向人文哲学。已有研究表明，约10000年前，南稻北粟开启中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以天文历法为知识基础，该知识体系非常复杂，需要以符号记录和传承。史前天文学历经漫长时间逐步形成，其概念体系从动物描述主导向抽象模型和抽象概念变迁，动物隐喻也历经隐喻的嬗变。约6000年前，龟、猪、虎、龙(鼍)、鸟等常见动物形象基于形似、音近、数同、感通等特点，直观、通透地记录和传播跨族裔、跨时空的天文学知识。三代时期，多重因素推动龙形象从史前天文学的一个工具符号上升为商朝文化系统的主导符号。天文学赋权导致因天之序，各文明不同的授时体系和对授时星不同周期的符号化导致了不同的因天之序和二元论哲学，普遍分布及其动物学特征使爬行动物成为理解抽象事物的最常见、最有用的始源域，但其隐喻意义有云泥之别。本书实证中华农耕文明肇始的科学知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增添符号考古学证据，对国际人文交流中动物符号的跨文化交流策略提出建议。